小時候我有一個很儍瓜的想法：我不喜歡做每天周而復始，像上發條子一般的「悶活」，因此我對保安這門功夫特別顯得反感，連帶我不喜歡保安員──我不和他們打交道，某程度上我相信不合作將有助這項工種消失：就像素食者自己不吃肉，並相信自己不吃肉將可以簡接令更少人殺生一樣，充滿自欺的成份。

這當然是非常愚蠢的想法。昨天看了賈樟柯導演的電影《二十四城記》，令我想起小時候這種看法。

《二十四城記》以DV攝製，主要圍繞成都成發發動機集團(工廠編號420，是1958年自瀋陽遷到成都的航空發動機製造工廠，是肩負國家軍工重任的工廠)遷到新工業園，舊廠房區將改建成豪華大宅「二十四城」。賈樟柯以半紀錄片的形式，訪問了與420廠有關的不同人仕，部份訪問人仕是虛構的，由職業演員演出，陳沖就擔任其中一名角色「小花」。

我翻看了與電影同期推出的《二十四城記──中國工人訪談錄》，電影裏有位叫趙剛的角色，確實是重慶電視台某具名氣的節目主持人。在電影裏，趙剛說十六歲時他從家鄉成都考上了技術學校，派到去吉林的工廠；穿起了廠服的他非常自豪，心想自己將會跟父親一樣，成為黨及國家機器下的技術勞工。直到某天他被派去打磨成千上萬的工件，重複的工作，令他感到氣悶，變得懶散，主管就跟他說(大意)：「慢慢做，反正上午完成不了，下午會完成，明天會完成，你眼前所見的都由你負責。」

趙剛覺得很難受，就放棄了技校，重拾學生身份，學別的專業。這個決定在當時是頗驚人的，入了技校再進廠，是當時十分理想的出路，很多人朝思暮想入技校，但趙剛卻放棄了。

對，我就是看了這一段，想起了我對「悶活」的厭惡。

之前我曾經提過在報館填格子的日子，有段時間心裏很慌：這些悶活是否要我幹一輩子？

有謂「高樓從地起」，我們都聽說過日本的壽司學徒在拜師首三年都只是替師傅斟茶洗米。但我這個人比較急進，在傳媒行業如果有人刻意要減低你的參與度，勸你離開的訊號已經很明顯。

這幾年在「社會大學」多混了一些時候，開始明白在職場上不少人是「等出彩虹」的。當然大部份人不願意做「悶活」，但實在有不少人是靠這些工作養家，亦有人甘心命抵去做平凡的粗重一功夫，他們都是可敬的。

電影講述了420廠由繁榮走到衰落，遷廠雖說是工廠的一個里程碑，事實上更多員工在早於十多年前已經透過多種形式下崗，工廠的價值已經遠遠不及從前。賈樟柯採訪了不少老員工，言談間臉容都流露出自豪的微笑。有受訪者提到當時420廠在當區地位崇高，不但技術先進而且福利優厚，在六十年代抗美援朝、三個路綫底下，從事萬不能放鬆的軍工企業，他們都非常有優越感。可是昨日之日不可留，軍需品在太平盛世沒有多大市場，420廠事實上已完成了歷史任務；時代亦經已改變，以往要統一生產、要放棄個性、要與家庭分離，甚至由遼寧瀋陽遷到四川成都，一切都那麼從容就義。這種熱情，換了在今日的佈景，不足以燃燒一切，再不是推動工作的精神支柱。

電影末段講420舊樓房經爆炸物清拆，隨之而來是一片石屎煙塵，淡去的影像照出了片中虛構人物蘇娜的臉。她是420廠子弟學生的畢業生，現從事名牌買手，穿梭中港兩地。生活，按她的說法：「還湊合」，她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小資。駕beetle小房車、才26歲的她說有天意外到工廠裏找工作中的母親(她從420廠下崗後在綫桿廠工作)，她發現整條生產綫裏都是穿藍色工作服的工人，都在埋頭苦幹。「我連他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」，最後她在近角落處找到母親，她把部件一件往一件丟在地，每「噹」一聲她的心就抽痛。此後她許願要努力掙很多很多錢，讓父母可遷入「二十四城」的套房。她知道房子的確很貴，但她一定能夠辦得到：「因為我是工人的女兒」。